从“李炳亭受审”看“边界的把握”

2016年11月18日，“中国课改之父”李炳亭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审判。李炳亭本是一个小人物，然而由于进入《中国教师报》总编助理这样一个显著位置，却给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掀起了惊涛骇浪。随着他被宣判，人们越来越能够看清，他当时所掀起的其实是污泥浊水。

李炳亭受审一事，据称是因为受贿。其实，此人给教育界带来的损失，远非百万元金钱所能衡量。有人说，法官执法不公带来的问题，其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罪犯。罪犯污染的是“流”，而法官执法不端所污染的却是“源”。由于特殊的角色，当时的李炳亭站在一个相当于法官的位置，对于课改评头品足，然而他散布的很多内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(也有人说是“没有脚”)，他的危害发生在水源地。他不是一个自由发言人，而是站在一家国字号媒体发言。

李炳亭极端的语言有很多，比如“我给传统教育打零分”，比如“课改就是在油锅里捞孩子”。这些极端的观点，以及给传统教育带来的全面否定，给当今课改带来的长时间大范围误导，其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于他的审判属于经济范畴，然而痛定思痛，站在教育界的视角与媒体的视角，还需要更加宽泛、更加深刻的审视，审视边界的把握，审视怎样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圈进笼子，而不是使其肆意伤人误事。

1.话语边界的把握

无论是什么职位，都需要把握话语的质量，然而突破底线的人却不同。李炳亭和张悟本有着惊人的相似，他们善于把好人说坏，把活人说死，然后再显示其“医术”的神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些善于扮演配角的演员，以及善于在他们搭建平台的洗脑主谋，会演绎出“皇帝新装”那样的闹剧。那些原本可以明明白白地把事情看清楚的人，却非要把自己一棍子打蒙，然后请李炳亭这样的“名医”来洗脑开窍。其结果是，学校或是教育局花钱买李炳亭的“专家报告”，由李炳亭来到之后把中国的教育骂个狗血喷头，似乎越善于谩骂，水平就越高，越能给老师们更新观念。这种传播，让老师们感到无所适从。

作为媒体人，如果李炳亭还存在着起码的良知，那么他应该对于基层的干部与教师心存敬畏，而不是信口开河。然而，面对基层老师和干部的虔诚，李炳亭似乎可以俯瞰一切，目空一切。忘记了“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”，让他偏离正常轨道，并越走越远。

话语边界的失控，是李炳亭堕落的开始。

2.身份边界的把握

突破了身份的边界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当然，对于“造神者”来说，其制造者要做的工作，恰恰是把自己打扮得“不是谁”。原本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者，却要扮演成“中国课改之父”，扮演成中国课改的裁判员，扮演成跑在最前头的运动员，扮演成中国课改的标准制定者、样本制作者，扮演成中国课改的旗手与领袖。这些做法，在缺乏制约的那家媒体得到了快速膨胀，而不是被制约。

如果去301医院看病，我们也会看到，那里的某些专家是院士，是教授，是博导，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，是权威医学杂志的主编……，这些权威属性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，是经过国家认定的。而李炳亭则不同，他的很多外包装是自封的，是那家媒体纵容的，而不是在实践中打拼出来的，他的言论和行动具有欺骗性。

身份边界的失控，是李炳亭堕落的延续。

3.媒体边界的把握

抛开了李炳亭供职的那家媒体，如果是以自然人的身份，他其实什么都不是。所以，讨论李炳亭在当时的所作所为，就不能不关联那家媒体对于他的纵容。

在一个足够长的阶段，李炳亭在那家媒体身居要职。事实上，他是那场闹剧的主演，而那家媒体却是导演和编剧。他在事实上操控的那家媒体，曾经一度丧失了边界。

那是一家国字号媒体，不是一个私人微信。所以，它有责任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把握方向，有义务包容国内各家各派的探索与实践。然而在那个时期，通篇报纸都是哪个学校、哪个地区出了什么教学模式。由于是白纸黑字，那些连篇累牍的文字现在还都存在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所谓的典型，那些所谓的经验，能否经得起推敲？

持有偏见，缺乏包容，利益至上，让当时的那家报纸丧失了天职，成了某些政绩工程、豆腐渣工程的展览馆。面对经不住推敲的豆腐渣工程，那家媒体还要表现出监理的角色并签发施工合格证书，还要为那些工程摇旗呐喊。这就是当时的那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。

翻开那个时期的旧报纸，可以看出“名校共同体”的痕迹依旧存在。网传那个时期该报收取了大量的“名校共同体”加盟费，然后由媒体对于那些已经加盟的单位与模式大肆宣传，这是不是一种公权力的寻租？是不是一种媒体受贿？

比李炳亭受贿更可怕的，是媒体受贿。媒体受贿的表现在于，拿了谁的钱，就替谁说好话。

媒体被信任，被尊敬，在于它能够恪守行业规则，在于让自己所有的行为都位于边界之内。如果是广告，需要有广告标志，而且需要做出广告审核。然而当时所出现的现象却是，那些加盟了的单位，以“课改标本”的方式形成狂轰滥炸之势，不是广告胜似广告。李炳亭供职的那个阶段，那家媒体非常像是传销，被蒙骗的是那些最基层的单位和个人。

民间早就有过这样的话：“吃了人家的嘴短，拿了人家的手软。”当媒体突破了行业的边界，由于获得了利益而维护一己之私的时候，你说的话还有说服力吗？

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，都有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。所以在炒股的时候，人们都愿意看见所持股份的上涨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人们愿意听取专业人员的咨询与辅导。试想，如果那些辅导者或是评论员在他所宣扬的那支股票里享有利益，他说的话还能保持中立吗，还能尽可能地趋于公正吗？

那家媒体在当时扮演的角色，恰恰是“吹捧自己占有股份的公司”。他们当年在吹捧之后在那里收门票的地方，如今已经门票冷落车马稀。除了给加油站、高速路收费收费站以及饭店宾馆做出一些贡献之外，他们给中国的教育，给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？

媒体边界的失控，是李炳亭堕落的温床。

李炳亭受审，折射出的是教育界的浮躁，以及媒体的不公。

如果是教育不浮躁，就不可能让李炳亭演绎满天飞、到处做报告的专家闹剧。

如果是媒体公正，就不能容忍李炳亭那样极端的偏执与极端的误导。

李炳亭的受审，毕竟和职务连接在一起。所以，我们有必要通过这个案例，来思考相应的行业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唯有正视这些问题，而不是掩盖这些问题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。

随着从严治政的逐步深入，我们越来越需要思考的是，怎样把媒体发声的公权力锁在笼子里，怎样把那些缴纳加盟费的公权力锁在笼子里。唯有这样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李炳亭现象重演的可能。

我们幸运地看到，一个时期以来，那家媒体已经致力于拨乱反正，从办报思路到细节把握，都正在变得令人尊敬。然而正如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，污染容易治理难，消除那个阶段的负面影响，恢复一家大报的正面形象，尚需更加艰苦的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