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，就是把“不可能”化为“可能”

创新，就是把“不可能”化为“可能”（1.01）
——中国首届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深度推介项目之合学教育

公益博览会时段：2015年12月4号到7号（周五至周一）
公益博览会地点：北京师范大学体育馆（主会场）及院内的邻近场馆（分会场）

合学教育项目汇报提纲：
1.0版：个人层面的十余年探索
2.0版：签约实验校的三年实践
3.0版：托管实验校的未来构想

今天发表的文章，是1.0版的第1篇文章，所以在总标题的后面标注了（1.01），说的是合学教育的主创人员之一李景龙的一段个人阅历。
首先是亲自学习，然后才能找到学习的感觉，进而才能研究学习，并应用学习科学的成果。所以，合学教育的源头，是对于学生学习的体验与关注。


曾经的个案：学习改变命运
    李景龙
走出沟谷
山很高，村子很小，颇有坐井观天之感。
弟弟后来在北大电子系读博士时回忆，他是在超过了10岁时才爬上山顶的，当他发现山外还有山、还有天、还有村庄和人家时，颇感惊奇。因为，他不曾听说，更不曾见过山外的世界。
爱人第一次来我们家里，是徒步翻过了那座山的，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。她做了一个浪漫的假设：如果在山顶坐上一辆滑车，那么滑到底端便到了我的家。
在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，找到书、找到读书人很不容易。记得农村过年有用旧报纸、旧书纸糊屋子的习俗，好比是现在给墙壁刷浆。墙壁上的旧报纸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视窗，在那堆旧书中，我还“抢救”了一本俄语书。现在想来，当年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捧着那本俄语书想方设法地去解读，那是怎样的愚笨！但周围没有人能告诉我外语该学什么、怎么学；也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外语不经过启蒙是不能自学的。记得我在读初中时就做起了大学梦，可同班同学说，考大学要会7门外语，他们是从村里的民办教师那里听说的，这或许也是我抢救那本俄语书的原因。后来读高中了，我才知道不是会7门外语，而是从7门外语中选择一种。在家里读书，遇到不懂的词、不会的题，很难在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找到明白人，只记得因式分解的十字相乘法是向下个年级的学弟学会的。所以，爸爸从县城里买来《三角函数》、《解析几何》，我从上海邮来数理化自学丛书，这样的“硬骨头”，我怎样也啃不动。
农闲的时候，唱几台大戏是农村的娱乐，我躲在小屋里读书显得不入世俗，并由此引来讥笑，但我还是坚持做自己最该做的事情。
学习改变命运，学习也能创造奇迹。公元1982年——建国后第33年，我所在的村庄出了第一个大学生，这使得我有机会获得高层次的、正规的学习机会，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命运的沟谷。
比学生更勤奋
自读书以来，读得最透、揉得最烂的书是报考公务员时用过的。公务员考试主要考文科知识，学理科的我和十多个学文科的考生去竞争一个岗位，能够在竞争中获胜，不是由于天分，而是由于勤奋。
报考公务员时，我更留恋自己的教师岗位。从教的第二年，我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书，名为《学习过程36计》。书是在面向学生的思考中酝酿、在面向学生的反复宣讲中形成的，学生的表情告诉我，他们喜欢我讲的内容。遗憾的是，书在出版社辗转了7年才最终成为一个合法的出版物。写书的日子，全社会尊师重教；出书的日子，知识价值被跌入低谷。所以，我出的那本书连同发表的教学论文并不曾改变我的命运。农村中学的五年教龄是值得珍惜的，它使我在意志上再次得到砥砺，难过的甚至可怕的，是那期间的两地分居。儿子即将分娩的日子，爱人住在另一所学校的单身宿舍，身边没有亲人。这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种我们从没听说过的病导致她产前昏迷，她从床上滚落到地上，炉子烧伤了她的大腿，她痛苦的呻吟惊醒了隔壁的同事。爱人是在同事的护送下进入医院的，当我进入医院的时候，儿子出生了，妻子却住进了烧伤科病房。
那段日子是可怕的，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可怕。如果不是好心的同事伸出援助之手，我们的家庭早已经在灾难中破碎。
命运不因为期盼改变，却因拼争而逆转。报考公务员，不是因为我不爱自己的教师岗位，而是因为那是我解决两地分居的手段。应考的复习资料被揉烂了，书不知被翻过了多少遍。我敢说，在那段日子，我比所在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勤奋。
学习再度改变命运。“吃书”的日子结出的果实，重要的不在于我成为教育局的公务员，而在于我成功地解决了两地分居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留学”在兴发
从教师到教育局干部再到县报编辑记者，我是在学习中变通、应对的。在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二个年头，我就获得了全国县市报好新闻二等奖，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够改变经济上的实力。入不敷出的日子，酝酿着一场爆发，酝酿着一场“穷则思变”的蜕变。此间，让我留恋的是在草原兴发的日子。
我们夫妇俩各自走出了自己的村落，但我们依旧是农家的孩子。读完大学，帮弟弟、妹妹完成学业，我们责无旁贷；母亲患肝硬化长达6年，我们的月工资有时只能支付医院开出的两支蛋白。无力回天，我们送母亲安详地离去。儿子5周岁了，当他趴在墙头上看邻居家的电视时，他哪里知道这样回伤害家里的自尊。面队此情此景，我们做父母的几乎心碎。拥有一台电视，对于工薪族来说不算奢求，但当我们搬回一台属于自己的黑白电视时，已是参加工作后的第8个年头。
就在下海的人有了几分厌倦，或是商界的晴雨表启迪人们纷纷上岸的时候，我下海了——义无返顾、毅然决然，尽管是一介书生、一贫如洗。那时候，我对商界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自己作为一个“无产者”，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。从“无冕之王”到底层商贩，从一贫如洗到全面亏损，从昔日的朋友到上门追讨“利息的利息”，世态炎凉，尽收眼底。庆幸的是，经过了同伴欺骗、捉弄甚至是极端化的步步紧逼之后，我没在那个心脏急促跳动的瞬间猝死。
危难之中不但不分手反而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患难夫妻。家难当头的日子，我们的婚姻质量得到了检验并得到了提升。绝望的时候，爱人把我招回家——那个虽然很破落但又很温暖的家。身心逐步恢复的日子，爱人把她读过的《初来香港的人》讲给我，告诉我从零做起甚至是从负数做起。于是，在经商失败后，我选择了打工。
在上市公司草原兴发工作的日子，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总经理张振武。我惊奇地发现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大企业家和坑蒙拐骗的不法商贩之间，原来不是层次的差别，而是门类的不同，正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与惟利是图的商贩在一起，如坐针毡；与关注民族、民生的企业家在一起，如临春风。为了发展这家集体企业，张振武总经理有时把睡眠安排在外出的列车上，治病输液也是安排在夜间。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，我真的体会到人格比金钱宝贵许多。在尊重人才的企业，我找回的应有的自尊，得到了应有的礼遇。短短的几个月，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、永久的。我写的《留学在兴发》、《为月薪300元流泪》，在公司报纸发表后，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士气；我主持拍摄的专题片《田野壮歌》、撰写的人才招聘宣言《我们的人才观》成为公司的经典之作。我的工资超过了总经理，让我如履薄冰。
说“留学”在兴发是丝毫也不过分的，因为这样的体验式学习是学校里的学习所不能替代的。那段日子，使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人生理念：做人要做有益于别人的人，做事要做堂堂正正的事。我还认识到，一个人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，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以什么态度去做，做到什么程度。这一点，对于我后来的“个体讲学”来说，是一个良好的精神铺垫。
弄斧到班门
华罗庚学生说过“下棋找高手，弄斧到班门”，讲的是求学之道、成材之道。我的成长经历，也引证了华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第一次班门弄斧，是在刚刚走上讲坛的时候。如果把工作了十几年、几十年的前辈比做“识途老马”的话，那么刚刚走上讲台的我只能算是“初生牛犊”。按理说，当老教师们都纷纷自谦，惟恐言语不当，不愿意写下一点东西的时候，我贸然地张扬自己要写一种叫做“书”的东西，那是对前辈长期劳动的极大的不恭。但我没有不恭的意思，我只是采用了“班门弄斧”学习法，在能人面前、在有资历的人面前做了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向周围的老师们借书，请他们评点自己的书稿，请他们光临自己面向学生举办的学习方法讲座。他们的鼓励与批评催生了我的《学习过程36计》，他们的肯定使得我有勇气把书稿递给了出版社，他们的认同使得我在书稿被压的2000多个日子里没有失去自信。
第二次班门弄斧，是在离开草原兴发日子。当我没有任何“外包装”，以自然人的身份去某重点中学兜售自己的书的时候，没有名家的“签名售书”，没有名字前面一连串的修饰语和那些与身份价对应的“讲课费”，有的只是“免费试听，购书自愿”。在一所当地有名的重点中学，书没卖出多少，但评价却令人鼓舞。校领导说：“你讲的质量并不亚于学校耗资千余元从北京请来的专家”。我知道，他不是在奉承我，因为他没有奉承的必要。不亚于专家，就要当专家，我做起了专家梦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不拿工资，做的是“个体科研”、“个体讲学”，以一个 “独行侠”的姿态班门弄斧，闯名校，访名师，传播学习科学，造福莘莘学子，并为此获取几分薪水。此间，我创作了《学会学习——中学生学习方法》一书并迅速出版，该书以独立的知识产权成为我“个体讲学”的个人名片。
第三次班门弄斧，是在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的大会发言席上。1996年10月20日，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在天津教科院召开，在与会的大约300名代表中，我是惟一的“个体讲学人”。独特的身份、独特的认识视角、独特的行为方式，使得我被推到了大会发言席。行家看门道，与会代表发现，学习科学研究的“倒立的金字塔”被我翻转了180度，抽象的变为具体，枯燥的变为生动，“可亲、可感、可行”的鲜活特色使得我那15分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会下，代表门抢购我的书，询问我的联系方式。后来，经市人事局批准，我被破格调入天津，举家一同迁入。据办事人员介绍，市人事局每年从外地调入的人才都有严格的规格限制和指标限制。所谓“规格”，指的是高科技人才，而高级人才的标志之一就是高级职称。当时，我是无单位、无职称、无挂靠的“三无人员”。这里，当然应该感谢天津兴国学校老校长郑秉洳先生的赏识与吸纳。老校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曾任河西区教育局长、津南区教育局长、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等职。老校长半个世纪积累的威望，他为光大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打动了区政府、打动了市人事局。据说，老校长用来说明我是人才的证据之一，就是我在那次在会议上被抢购的那本书。
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们选择了一个上好的西瓜，准备送给老校长，试图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那天，我们走进了老校长的屋里，东西却被隔离在门外。老校长早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官至副局级，洁身自好，初衷不改。他说：“把东西带走，是对我为人的尊重。”先生一贯重公众事业、轻个人财产，他全家为兴国学校捐献财务总量达17万元。他致力于学习学研究，首倡学习教育，他团结同仁，提携后进，为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理想。
在学习科学的研究者董国华看来，近来30多年间，中国学习科学在应用层面迈出过三大步：一是以北京八中原校长龚正行为代表的学法指导学派（亦称“京派”），二是以上海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学习指导学派（沪派），三是以南开大学郑秉洳先生为代表的学习教育学派（津派）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郑秉洳先生就明确提出“以学习科学为指导，推行学习教育；以学习教育为主线，进行整体改革”。作为先生认可的门生，他对于我们寄托厚望。
我们于2008年出版的《合学教育：打造教学动车组》一书，其最初的名称是《合作学习：打造教学动车组》。丛书主编王增昌老师认为，当时合作学习已经很泛滥，已经鱼目混珠。他建议，在书名中适当规避一下“合作学习”字样。就在这一关头，我们的导师郑秉洳先生关切地把我们的工作命名为“合学教育”，并撰文指出：合学教育，其实是学习教育流派的一个分支，一个深化。
饮水思源，我们深切感激郑秉洳先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予的教导与抚慰。
遗憾的是，先生于2010年3月5日不幸去世。在合学教育不断发展的情况下，研读郑先生的著作，重温郑秉洳先生的期待，我们感到自己任重道远。

（李景龙，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大物理系。曾任高中物理教师、教育局干部、新闻记者、学报编辑，曾经在上市公司从事宣传策划，也曾“个体讲学”。1997年被破格调入天津，2009年调入北京。在断续的教育工作与研究中，发表相关文章100余篇，和张素兰老师一起出版了研究学习学的专著《好方法胜过好老师》，出版了体现合作学习升级版的专著《合学教育：打造教学动车组》，《合学教育：突破合作学习的5大瓶颈》，出版了关于优化学案的专著《问题引领：专业课堂的操作平台》。另外，《合学教育：合作学习的升级版》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。）